子君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读《围城》之二

       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面，《围城》虽然着笔不多，但却有分量、有新意。讲到方鸿渐回国时所乘的法国船，到了西贡，“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，气势顿长，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。”而和方鸿渐同船的那批法国警察，“都是乡下人初出门，没一个不寒窘可怜。”到了上海后，“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，两眼里新织蔓红丝，肚子肥凸得像青蛙在鼓气。”作者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殖民主义者的痛恨和愤怒。《围城》写到日本飞机轰炸中国领土时，“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的风度。”作者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。写到中国抗战初期，美英两国对抗战的政策，“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；中既然不中，立也根本立不住，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，此外，全让给日本人。‘约翰牛’一味吹牛；三姆大叔原来只是冰山，不是泰山。”作者在此嘲讽美英国家为自身的利益而牺牲中国利益，对日侵华采取妥协退让；另一方面，作者又在批评当时的国民政府，对日作战过分想依赖美英。
　　对中国腐败政府的嘲弄，在《围城》中有不少评说。讲到方鸿渐买文凭的事，说，“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。”看似轻松幽默的一句话，却饱含了许多哀痛，这可称得上“黑色幽默，”即“带泪的苦笑。”正像现在许多人高度赞美“非碘”一样，令人笑得心痛。它不仅使人联想到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、《马关条约》、《辛丑条约》，它还使人联想到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签订的《二十一条》，以及腐败的国民政府签订的《松沪停战协定》、《何梅协定》等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。那是怎样的外交和商约！
　　 对腐败官员的厌恶，在《围城》中表现得很突出。作者借苏文纨的想法说出了贪官的心态，贪官“不偷钱袋是因为钱袋不值得偷，假如钱袋里容得上几千万，偷了跟纳贿一样安全，他也会偷。”联想到当前的某些官员，被评为廉洁模范后不久，就被查出——原来他们是大贪官，就不能不佩服钱钟书所表达的浅显易懂的比方。就连描写唐小姐的眼睛，作者也没有忘了对爱吹牛官员的讽刺：“她眼睛并不顶大，可是灵活温柔，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，大而不当。”这高超的比方，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许多官员常常说出的空头口号，“大跃进”达到顶峰，现在这种余热其实还没有消失。讲到曹元朗因为与大官僚的女儿苏文纨结婚，就在战时物资委员会当了处长，作者借方鸿渐的话嘲讽说，“好哇！国家、国家，国即是家。”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。
　　《围城》对崇洋媚外的现象也进行了批判。如讲到学国文的人出国“深造”，“方可维持地位；”“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，”把外国人的补钉，也照样做了；说到韩学愈讨到的洋老婆，也说“这样丑的老婆，在中国也娶得到，何必到外国去觅宝呢！”钱钟书当然不是反对自由恋爱，而是以此来讥讽韩学愈借洋老婆的事，来说明他的“文凭”是真的。说到留学的人，钱钟书认为，他们并非为学问高深，而是“可以解脱自卑的心理。”讲到“三闾大学”校长高松年，也同样是个媚外者，他认为韩学愈能讨到美国人做太太，“他简直改容相敬，能娶外国老婆非精通西学不可。”
　　但在《围城》中，钱钟书并没有否认西方文化的伟大，也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评价的那样：《围城》讽刺了“西洋文明，”即帝国主义宣扬的“文明”“无非是些鸦片、梅毒之类罢了，”继而指出“《围场》反映了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失败。”事实上，《围城》对西方文化思想大多持肯定态度，认为，中国人学西方的思想文化，在当时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，没有使中国的教育走出困惑，不是西方的思想文化不行，而是中国没有真正学到西方的现代思想文化。“三闾大学”学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时，却变成了文化专制的手段，作者借赵辛楣的话，“不知怎么，外国一切好东西，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。”揭示了中国没有真正地学到外国的现代文明这一历史现象。作者并进一步把赵辛楣的想法表达出来，“辛楣叹口气，想中国真厉害，天下无敌手，外国的东西来一件，毁一件。”这几句话显然不是嘲讽西方文化，而是嘲讽中国把西方文化学歪了。还有一段话，作者写到，“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，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。外国科学进步，中国科学家进爵。在外国，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；而在中国，只要你知道水电、土木、机械、动植物等等，你就可以行政治人——这是‘自然齐一律’最大的胜利。”我想，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地表明，作者对西方用人制度的肯定，而对中国的用人制度即所谓的“自然齐一律”的否定。联系一下现在的用人制度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依旧存在。也许由于中国的“官本意识”太强了，当官的利益可观，所以，不把科学家送上官位，似乎不足以说明中国对科学的重视。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解释，即中国的社会科学落后，不足以管理社会，必须大量引入科学家来管理，或者中国人绝顶聪明，每个科学家都能把社会与自然融会贯通。也许，在这一方面，就连爱因斯坦也自惭形秽，因为他曾拒绝以色列总统的职位，说他对自然科学还懂一些，对行政管理却不通。
　　《围城》里对假文凭的揭露，对势利小人的鄙视、厌恶，对满口仁义道德、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的嘲弄，无不说明：钱钟书是关注社会的，他有伟大学者的良知道德。至于他在新中国后少有对社会现实关注的文章，学过历史的人，都会清楚其中的缘故，尤其在经历了“反右扩大化”运动、“文革”这样的事件后，更是如此。
　　结婚前看《围城》，更关注方鸿渐的恋爱婚姻，为他失去唐晓芙而遗憾不已；结婚后看《围城》，不在为方鸿渐不幸的婚姻感慨万千了，也许是麻木，也许是习以为常，但对《围城》里所反映的其他社会问题却更有兴趣，因为作者用了这么多美妙的比方，形象生动的表达，使自己更理解这个社会，也使自己更了解钱钟书本人。
　　钱钟书是伟大的，他给后人留下的文化遗产，为中国文化以至世界文化增添了光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