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君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读《围城》之一

    有不少人总以“文革时期”的钱钟书缺少马寅初教授的那种正义、豪气，以及“文革”后对社会现实的淡漠，来评价钱钟书对现实世界的冷漠。这种评价有失公正。
　　在动乱的“文革”中，能够使自己不去迫害压制别人来保全自己的人，也算不错的了，钱钟书最少能做到这一点。当然，比起马寅初教授式的正义凛然，确实失色不少。但原本的钱钟书并不是这样的。从《围城》的内容，我们仍旧看到一个伟大学者、作家的良知和正义。
　　《围城》的艺术性之高，早已为中外文艺评论者所折服。其实《围城》的思想性之高，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同样是少有的。我这里主要是谈论《围城》的思想内容。
　　《围城》体现了作者很强的人文思想。主人公方鸿渐在去“三闾大学”的途中，面对自私、下流的李梅亭、顾尔谦，他“自惜自怜，愈想愈懊悔这次的来。与李梅亭顾尔谦等人为伍，就是可耻的堕落。”无疑，作者借方鸿渐的想法，表达了自己对自私、下流的人极度厌恶。这种思想，我觉得比那些自诩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人有更高的境界，毕竟，那些所谓“不染”的人，对于与“淤泥”同在，并不一定有强烈的堕落感。《围城》在描写方鸿渐与妻子吵架后，走向街头，“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，橱窗里电灯雪亮，照耀各式糕点。窗外站着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，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，臂上挽个篮，盛着粗拙的泥娃娃蜡纸粘的风转。鸿渐想现在都市里的小孩子全不要这种笨朴的玩具了，讲究的洋货有的是，可怜这老头子，不会有生意。忽然联想到自己正像他篮里的玩具，这个年头没人过问，所以找职业这样困难。他叹口气，掏出柔嘉送的钱袋来，给老头子两张钞票。”这种对苦难民众的人文关怀，很容易使人想到杜甫的诗歌、鲁迅的小说、塞万提斯写的堂吉诃德等等。
　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省、批判，鲁迅先生是采用犀利、辛辣的文笔风格，老舍先生是采用通俗诙谐的讽刺，而钱钟书则是用平静的语调、高雅的比方来表达自己的爱憎。《围城》对中国留学生打麻将一事写道，“不但有故乡风味，而且适合世界潮流。”表面上是歌颂，实际上是对打麻将的厌恶。它使人联想到胡适曾痛心疾首地说，世界上有哪个上进的民族会把这么多的光阴粘在麻将上。说到婚姻，《围城》有段精彩的表叙，“许多人谈婚姻，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，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，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。”这是对世俗权势婚姻的一种嘲讽，这虽与许多优秀文学作品赞美纯洁爱情有所不同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　　中国虽是文明古国，但在公共场合的粗言粗语正和随地吐痰一样，仍往我们文明的脸上摸黑。《围城》里描写汽车夫的臭骂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它写道，“骂来骂去，只有一个意思：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。”作者凭借高超的艺术手法，把庸俗下流的话语变得文雅起来，在幽默中对爱说粗言滥语者进行了善意的劝解。他似乎在说，你们听，骂了这么久的粗言粗语，倒头来自己并没有占到便宜，反倒使自己成了变态者。《围城》对不讲卫生的旧习俗也“幽默”了一番。它描写一饭店时，写道，“旁边一碟馒头，……全是黑斑点，走近了，这些黑点……原来是苍蝇。这东西跟蚊子、臭虫算得小饭店的岁寒三友。”对于人情的冷淡、喜爱内斗和造谣的民族陋习，《围城》也讽刺得淋漓尽致。它说，“聚在一起，动不动自己冒犯人，或者人开罪自己，好象一只只刺猬，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，要亲密团结，不是你刺痛我的肉，就是我擦破你的皮。”“两个人在一起，人家就要造谣言，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，蜘蛛就要挂网。”
　　对中国人淡薄的参政意识，《围城》也有所揭露和批判，讽刺得也深刻。讲到“三闾大学”在导师制讨论会上时，它写道，“对于提案的赞成和反对极少是就事论事的。有人反对这提议是跟提议的人闹意见。有人赞成这提议是跟反对这提议的人过不去。有人因为反对或赞成的人和自己有交情，所以随声附和。”这种不负责的参政意识，严重影响了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，其实，这种现象到目前为止，仍没有根本的改观。
　　《围城》对师道尊严的衰败以及教育的官场化，也有所反映。学生对老师的不尊，在孙小姐的英语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孙柔嘉叫一个学生造句，那个学生居然对着女老师造出这样的英语句子，“I an your husband。You are my wife。He is also your husband。We are your many husbands。”（我是你的丈夫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他也是你的丈夫，我们都是你的丈夫）。对于这种现象，全班同学不但没有表示厌恶和批评，反而“笑得前仰后合。”老师呢，《围城》讲到“三闾大学”的老师明争暗斗、互相倾扎以及结党营私，作者借方鸿渐的话，表达自己对官场腐败的厌恶和对教育危机的痛心。方鸿渐说，“怎么学校里还有这许多政治暗斗？倒不如进官场爽气。”遗憾啊！在目前的中学里、大学里，甚至小学中，这种风气却“不减当年”。
　　在《围城》中，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强烈的反帝反封的思想，可以说是继承了“五四”的爱国情感。书中有批判中国的封建迷信，讲到中国人取小孩名字时，“每以贱名为小名，如犬羊狗马之类。”才能长得好。如果说，中国迂腐的老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相信迷信，可以谅解的话，受过西洋教育和现代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，却仍有浓厚的迷信思想，就有些令人费解了。上海买办张先生选择女婿时，就把方鸿渐的八字要去了，请算命的人排过，跟他家小姐的命“天作之合，大吉大利。”准备做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李梅亭，居然说：“做大事业的人都相信命运的。我这次出门以前，有朋友跟我排过八字，说现在正转运，一路逢凶化吉。”英语教授刘东方在说到他妹妹的婚姻时也说：“这也许命里注定的。我母亲常说，妹妹生下来的时候，脸朝下，背朝上，是要死在娘家的。”这些说明了中国的封建迷信根深蒂固，目前，虽有所改变，但迷信文化依旧很浓。《围城》揭示这些现象，到现在也有很深的社会意义。
　　《围城》也揭示了“男尊女卑”的社会现实。在公共汽车上，一个汉子不许孙柔嘉坐他的米袋，因为孙柔嘉是女的；柔嘉的母亲“老来得子，孙家三代单传，把儿子的抚养作为宗教，他们供给女儿大学毕业，已经尽了责任，没心事再料理她的事。”作者还借刘东方妹妹的话，“女人就那么贱！什么‘做媒’、‘介绍’，多好听！还不是市场卖鸡卖鸭似的，打扮了让男人去挑？不中他们的意，一顿饭过后，下文都没有，真丢人！”道出了中国许多女子对爱情婚姻的畏惧心理。写到汪太太不到“三闾大学”做事的理由，是因为“她知道这是男人的世界，女权那样发达的国家像英美，还只请男人去当上帝，只说He，不说She。女人出来做事，无论地位怎么高，还是给男人利用。”作者在幽默中道出了东西方都存在男女不平等，但西方又比中国要好。看看现在中国农村的失学儿童中，女孩子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男孩子；再看看中国现在的女大学生、下岗的女职工，找工作比男的要难得多；再看看中国丢去的女婴，以及拐卖妇女的现象，我们确信，中国要使“男尊女卑”成为历史，路途依旧艰难。
　　面对国民党专制和高压政策，《围城》也敢于揭露国民党黑暗的文化教育。方鸿渐说，“从前愚民政策不许人民受教育，现代的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。不受教育的人，因为不识字，上人的当，受教育的人，因为识字，上印刷品的当，”想想中国古代的八股考试、文字狱，“文革”中的极“左”做法，纳粹德国的政治宣传以及日本法西斯的“武士道”教育，你不能不承认作者表达这一思想的深刻。作者还借赵辛楣的埋怨，“我们这种导师责任大得多了，随时随地要调查、矫正，向当地汇报学生的思想。”“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，导师连带负责。”又借方鸿渐的话接着说，“我在德国听见的纳粹党教育制度也没有这样厉害。”一针见血地把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的本质表露无遗。